【人口负增长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郑真真｜以性别视角分析人口新格局下的生育支持

编者按：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如何从性别视角解读这一现象，进一步考察和反思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调整而先后修改或出台的政策措施，推动社会安排和制度设计更好地回应包括产育期妇女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家庭的社会性需求，缓解他们的各种竞争压力和现实焦虑，创设生育友好、具有包容性的支持性环境，是学界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特邀人口学、社会学领域的三位专家学者，围绕“人口负增长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这一主题进行深度探讨，为推动构建具有性别敏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智力支撑。兹编发如下，以飨读者。

——编辑部

作者简介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先后经历了高生育率和高增长率、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下降、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不同阶段,快速完成了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并在21世纪维持在较低水平。2022年中国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进入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未来数十年,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

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一系列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压缩的人口变动,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人口规模的峰值,这在20世纪还是难以想象的。21世纪以来,随着更多人口数据的发布,人们对中国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王丰等学者2008年的研究发现[1],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率早在1990年就已经由正转负,根据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十数年的低生育率已经逐渐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口减少将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人口变化形成的21世纪人口新格局及其可能带来的新挑战,中国需要在政策上和制度上做出与之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生育支持政策即为重要内容之一。

在人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妇女地位改善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也不例外[2]。人口转变过程和转变后的一系列变化,也对妇女及其家庭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持续30年的低生育水平,其形成以及当前的低生育率更与妇女的社会与家庭角色密切相关[3]。性别视角对理解和应对人口变动至关重要,在相关公共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中更应重视性别平等主流化。

一、人口变动与性别议题

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全球人口变动轨迹,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低生育率并非孤例。20世纪60年代,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焦虑。不少国家(地区)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项目,通常包括控制人口增长的宣传倡导、计划生育理念和避孕知识的普及、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等内容。根据联合国对其成员国的调查,很多政府不满意本国人口变动走向,往往主动加以干预。1976年27%的政府有降低生育率的干预政策(以发展中国家为主),1996年这一比例达到42%。而同期实施旨在提升生育率的干预政策的发达国家比例不断升高,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13年的69%[4]。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前后,国际社会和学界对人口目标导向的公共政策及其实施进行了反思,提出人口相关政策及活动应当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增强女性的权利和能力,并强调改善妇女地位对人口与发展的重要性。在计划生育项目中重视保护女性权益,更是被反复强调,并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中得到重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沿用了1994年和1995年的提法,将确保女性普遍享有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列为性别平等的目标之一(1)。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了改革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启动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试点,同时加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国际交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国内工作的转变,1995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相关政策和评估也发生了相应的明显变化(2)。

中国人口变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生育率的变化,与生育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政策关乎千家万户,也受到最多关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生育率变化幅度较大,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于较短时期内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遏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各省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了家庭生育数量的上限,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相对较高地区的生育水平,全国各地生育水平逐渐趋同。在20多年的持续低生育率之下,生育政策自2013年经历了三次全国统一的调整,2016年以后政策导向很快转变到支持生育。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任务中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无论是人口变动还是政府的干预政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人口和社会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生育相关的政策,对女性影响更大,其负面作用不可忽视。朱楚珠等[5]曾对计划生育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深入分析了计划生育对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例如,计划生育保护了不愿多育的妇女,普及了生育健康知识,提供了安全有效的避孕服务,提升了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改变了婚嫁习俗,由于少生孩子减少了家务劳动负担,有利于妇女参与发展。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及地方法规的一些具体实施,由于工作做法不恰当,也给妇女带来了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例如,在生男偏好强烈的地区,女性因未能生男孩而承受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避孕选择有限和缺乏知情选择也给妇女带来了很多身心压力。朱楚珠等提出,将妇女作为“主人”而不是工作“对象”,有利于减弱政策的负面影响;在考虑行为服从国家需要的同时,还应当考虑每个行为个体的权利和需要。虽然任何政策都可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但应尽可能地趋利避害、综合权衡,减轻可避免的负面影响[5]。尽管这项研究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但对我们当前的生育相关政策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

与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相生相伴的人口现象是人口老龄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计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提及,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子女普遍减少,对缺乏社会保障的老年人而言,其养老前景将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5][6],意味着老年生活的更高风险。在老龄社会中,老年女性在老年保障、主要生活来源、健康照料、社会参与等方面普遍不及老年男性,尤其是农村、高龄以及失能失智老年女性更是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7]。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中,人口变化仍与性别议题密切关联,人口相关政策及其研究的性别视角不可或缺。

二、生育支持政策的性别分析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各地先后修改或出台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或规定,有关生育支持的政策研究和建议也大量涌现。已经实施或正在热议的生育支持政策主要为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等父母照料时间的支持,发展0-3岁托育服务和普惠性幼儿园等婴幼儿照料的支持,以及育儿津贴和税费减免等经济支持。不过,有些政策讨论和对策建议仅针对生育本身,未触及问题根源和围绕生育的社会与政策环境,更缺乏性别视角,值得引起重视和警觉。例如,对生育特别是多孩生育的育儿现金补贴、延长产假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和女性照料角色的家庭分工。国际上政府主导干预低生育率的各类政策中,缺乏性别视角和不利于性别平等的政策已被证明不甚有效或仅有短期效应。中国应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下文仅针对女性既是工作者又是母亲的角色冲突,对生育支持政策进行性别分析。

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完成后,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不过研究发现,少生或不生往往是多重压力所迫,并不一定是夫妇或个人的意愿体现。随着低生育率现象的持续,有关生育与性别平等的讨论在21世纪明显增多,性别视角在理解和解释低生育率现象中非常重要。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8](PP427-439)基于性别平等视角分析了极低生育水平现象,认为其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制度下妇女预见到传统的家庭角色将阻碍自己的事业发展,因而选择了少生甚至不生或不结婚。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妇女广泛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但在不少社会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她们“理所当然”地是照料家人和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甚至是唯一承担者。如果这种“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不能改变,则难以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

有学者[9](PP381-407)基于“性别平等红利”分析了一部分国家走出超低生育模式而另一些国家则无法摆脱的原因,认为人类发展指数所反映的近期发展水平并不能对生育率下降的停滞或“反转”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从更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两类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发展起始年代和社会性别平等历程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批工业化国家,20世纪后半叶已经在社会性别平等尤其是在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方面有显著成效,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在21世纪能够有所回升,主要得益于前50年的努力所创造的性别平等红利。而社会经济发展起始较晚的第二批国家如东亚和欧洲东南部国家,虽然达到了与第一批国家相似的高人类发展指数,但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尚未能享受性别平等红利,因而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尽管这些国家都实施了支持生育的一系列政策)。以上研究的重要启示是,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性别平等,而当传统性别角色制约妇女时,即使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也不会改变生育率走低的趋势。

不过,也有研究质疑妇女地位与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10](PP27-48)应用1960-2015年的数据分析35个国家的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与妇女政治赋权指数(WPEI)之间的关系,认为妇女地位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与已有的相关理论不一致。虽然这类研究在国内外文献中并不少见,但在学习借鉴时需要特别留意。这类研究的问题在于,“妇女地位”往往被操作化为参政、教育和就业等公领域宏观指标的测量,但生育行为是家庭内夫妇决策的结果,两者并不在同一层次。在公私领域性别平等发展不同步的情况下,妇女地位宏观指标很难反映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与家庭决策产生直接关联的可能性更小。有关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将宏观指标与微观数据相结合,质性研究有可能更准确有效地解释男女双方在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方面的权衡、协商与选择。此外,妇女地位与人口变化和家庭变化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错综复杂和非线性的,很难用一个模型来概括和解释。将复杂关系简单化,有时看似有理,却可能混淆事实,低估了妇女地位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20世纪后期,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现象引起了关注。这一现象随后逐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目前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存在于很多地区,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3。现代化、城镇化、教育普及、经济发展和个性化彰显等共同推动的有关家庭与生育方面的价值改变,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11](PP255-259)。对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而言,在人生价值的优先排序中,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往往让位于更具有竞争力的其他因素,如创业动机、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幸福感和对闲暇时间的安排等。教育对人口事件的影响尤其显著,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不仅拉长了受教育年限,也改变了婚育观念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目标的优先排序。

中国也不例外。在人口达到峰值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和人口流动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集中在非农就业领域,政策扶持也激励了个人创业。由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大部分妇女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与生育旺盛期基本重合,这也正是职业生涯中收入增长较快、职场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在众多竞争中,生育很难被放在优先位置,更不用说生育二孩三孩了。虽然当前为“不敢生”发声的主要是城镇中产阶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但应意识到即使在农村女青年中,生育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观念已经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向现代社会的情感性价值转变,年轻女性也掌握了更多的家庭生育决策权[12]。因而,无论城乡,中国正在沿着发达国家和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路径走向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

相对于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如教育、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等,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性别平等与生育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例如家庭内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会增加妇女对生育的成本估计,而这方面的问题很难体现在宏观层面。在家庭中,妇女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子女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尤其在子女年幼时更是如此。中国家庭中的婴幼儿照料主要由母亲承担,虽然祖父母会施以援手,但母亲仍需要花大量时间照料和陪伴婴幼儿,而父亲往往仅起到帮忙的作用而不是替代母亲进行婴幼儿照料。这种状况与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有关,也与孕产假的制度安排有关。育儿的家庭需求主要是针对妇女提出的,而一旦需求与工作发生冲突,也主要是妇女放弃工作来满足家庭需求。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来自家庭内外与生育相关的压力会主要集中在妇女身上,增加了妇女的生育成本,无疑会对妇女的生育决策起到消极作用。虽然鼓励和提倡男女分担家务非常必要,但并不意味着要将家务和照料负担转嫁给男性。家务和照料劳动社会化是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减轻家务负担,应是公共政策的着力点。

已有生育支持政策和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生育本身和婴幼儿养育方面。但是应当看到,现代家庭的子女养育几乎是伴随一生的责任。例如,各阶段的升学是教育过程的关键时期,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无疑会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杜凤莲等的研究发现[13],子女在各教育阶段的升学都显著增加了父母的生活照料和教育照料时间,父母尤其是母亲会减少有酬劳动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参与来适应子女升学,子女升学对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影响更大。该项研究还发现,工作时间弹性较大的父母会选择减少劳动时间,而工作弹性较小的父母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研究发现启示我们,生育支持不仅要关注生育、养育、教育的经济成本,更应重视不同阶段的父母时间投入,采取措施调整制度安排,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短期的非全时工作岗位等,才有可能避免父母因阶段性的子女照料陪伴而退出劳动参与甚至中断职业生涯。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都是家庭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包括照料婴幼儿、老年人或病人。中国至今仍延续着家庭内的代际支持传统,无论是祖辈帮助子女照料婴幼儿,还是子女照料父母,或是孙子女帮助父母照料祖父母,在中国家庭中都很常见。城市中较高比例的独生子女家庭是当前的另一个特点。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量独生子女而言,他们的父母已经进入老年,他们对于在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照料父母的焦虑随着父母年龄渐长而与日俱增。在老年社会保障尚不健全、老年社会服务基本缺失的情况下,不少人已经面对既有幼儿需要养育,还有老人需要日常帮助、陪伴甚至照料的多重负担,处于“两头夹击”的窘境。当更大规模的“90后”独生子女群体意识到自己有陷入这种困境的风险时,很可能会对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以及生育子女抱迟疑态度,进而将其放到次要位置。因此,家庭成员的照料尤其是老年照料,也和青年的婚育决策相关联,尤其与女性的生育决策密不可分。有学者提出[14],将目前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把目前家庭或者市场承担的部分职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营造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是破解家庭资源约束(包括经济资源和时间资源)难题的路径。例如,通过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鼓励发展托儿所、养老院和社区照料机构,使成本真正降低到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用市场活动替代一部分无酬劳动,不仅可以减轻家务劳动负担,还体现了照料工作的社会收益性质。

综上所述,在低生育率全球扩展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变化、年轻人对人生目标的计划和优先排序、独生子女家庭的照料焦虑、女性的照料角色延续,均预示着未来的低生育率发展趋势。与其试图改变观念甚至尝试引导年轻人“早生多生”,不如根据这一代人的优先排序,在支持他们实现个人发展计划的同时,缓解其组建家庭和生育的各种竞争压力。生育支持不能仅考虑生育的物质条件,还要考虑到围绕结婚生育决策的方方面面,尤其应充分理解并缓解或化解女性的现实焦虑。劳动安排弹性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均为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有效途径。

三、讨论:政策选择与评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已形成低生育率、人口规模缩减、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新格局。为实现我国到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口相关政策特别是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在人口新格局之下全盘考虑。特别是要看到,女性既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半边天”力量。

人口转变前后的政策干预效果说明,如果仅仅为了达到某个宏观人口目标而采取政策干预,轻视家庭和个体的需求,不仅政策效果不佳,还有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尤其是损害女性权益。生育支持政策不应仅关注宏观人口指标的变化和人口目标的实现,而应将妇女视为生育主体,避免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出现不利于妇女发展甚至损害妇女权益的问题。

鉴于职场和家庭内的性别平等对实现夫妇所期望的生育有支持和促进作用,考虑与生育相关的政策取向,应当超越在短期内促进多孩生育、提升生育数量的思维局限,更多关注性别平等、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家庭福祉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问题,致力于改善各年龄段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此外,不应指望任何政策对人口变化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也需要长期坚持才能逐渐见效。

为了适应人口新格局,政策的出台和制度的调整,包括生育支持政策,需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认真分析论证。除了纳入性别视角,在分析和评价政策效果时还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考虑政策设计和实施效果。此外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分析,因为生育是发生在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决策和行为,微观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应用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还可以避免宏观层面分析可能发生的偏误,提供宏观层面分析无法获得的信息。局限于宏观指标的分析往往会导致层次谬误,既无法准确判断政策受益群体,也难以厘清复杂影响因素并加以必要的控制,很可能导致对政策作用的夸大或低估。设计不合理的研究往往会偏离真相,有些局限于宏观指标的定量分析,甚至混淆了政策干预和人口变化或社会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此外,宏观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需要观察长期变化轨迹及其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从某个年度的数据寻找相关关系。

中国多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群众的期望水平,这意味着生育水平存在提升的空间和可能,但需要来自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政府主导的、从性别平等出发的生育支持环境,将不仅有助于年轻夫妇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也有望遏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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